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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推进依法行政”任务、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以来,我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依法行政特别是执法的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慵、懒、散、软”等不作为现象较为普遍;“暴力执法”、“钓鱼执法”、“随意执法”等乱作为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侵犯了公民权益,破坏了政府形象,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到2020年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全面推进执法能力建设,成为时代的要求,是行政执法适应改革大潮的需要。

一、执法能力建设的概念及衡量标准

   (一)执法能力建设的概念

    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法律的生命在于法的实施,张居正曾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是法的实施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法律、法规的主要的贯彻者、执行者和落实者。根据国家法律构架,我国超过90%的执法权在基层,基层执法涉及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组织和管理,从经济到政治,从卫生到教育,从公民的出生到公民的死亡,无不事关基层执法活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正在逐步扩大。执法能力建设成为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的必然要求。所谓执法能力,就是指执法主体顺利完成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所必需的主客观条件。在此,笔者将旨在围绕完善和提高执法能力的各种努力称之为执法能力建设。

   (二)执法能力的衡量标准

要进行执法能力建设,首先要弄清楚执法能力的衡量标准以及国家和社会对执法工作的要求。习总书记在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指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即指出了衡量一个军队合格与否的最核心标准。那么,如何衡量长期活动在群众中的基层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的高低呢?笔者认为需从如下几个方面衡量一支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

1、要具备想干事的觉悟,想干事是执法能力建设的应然要求,在执行力的所有要素中,积极主动地工作态度是最为核心的。执法工作应该戒掉“慵、懒、散、软”的毛病,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从精神、理性上,积极的及时完成法律赋予的神圣使命,抢先完成领导交办的执法任务。执法者应该勇于艰难困苦,要有这样一种意识,一种对任何工作、任何事情都积极主动的意识,不要轻易说“不”的干劲和韧性。

2、要具备能干事的本领,能干事是执法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执法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行政执法不仅要求执法者有系统和完备的法律知识还要求执法者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和应对复杂问题、突发问题的能力。执法者只有具备上述素质,才能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

3、要具备不出事的意识,不出事是执法能力建设的最低要求。执法工作必须严守依法行政的硬性要求,要坚决杜绝诸如“暴力执法”、“钓鱼执法”、“随意执法”等严重背离党和国家立法宗旨、侵害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乱作为现象的发生。

4、要具备敢干事的担当,敢做事是执法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敢于担当就是一种境界,一种责任。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职权范围内,对于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法者要有敢于碰硬勇气、顶住压力执法的魄力。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和捍卫者,只有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立足岗位,才能经受住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的挑战和考验,才能与出色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

5、要具备干成事的本领,干成事是执法能力建设的本职要求。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在我国法律是人民利益的体现和保护手段,同时也是党代表人民治理国家的“顶层设计”,干成事就是要求执法者执行好党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现阶段执法能力不足的表现

我国的行政执法已经基本走上法治轨道,执法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标准还相差甚远,不想干事、干不成事、经常出事的问题比较突出,现阶段基层执法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执法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突出

    行政职责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行政职责随行政职权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而相应变化,与行政职权密不可分。行政职责不能放弃或者拖延,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履行,否则就构成违法,即行政不作为违法。但在现实生活中,执法主体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经常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或者拖延执法。对于行政相对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也经常采取拖延的方式予以应对。另外,执法主体经常组织 “运动式执法”与联合执法,领导重视某一问题有关单位为求表现就搞声势浩大的联合执法活动,而在此之后又回归到“执法不作为”状态。

   (二)执法不廉、不公侵蚀执法的正当性

贯彻和落实法律应是行政执法的惟一目的,而不应将其他的目的掺杂其中,包括经济目的。“行政执法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一种规范化、正当化的法律活动,就其本身来说不应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但是,在我国当前的行政执法中,“吃、拿、卡、要”的情况极为普遍。诸如“钓鱼执法”的寻租设租行为层出不穷,关键原因就是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谋求私利。目前,我国依然有不少执法队伍实行自收自支,将收费和罚款收入作为经费来源,或者在将“罚没款”上交后又得到一定数额的返还“自费执法”。这样的趋利体制导致执法行为与执法人员的利益直接挂钩,造成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的严重悖离。“自费执法”或类似的体制是行政机关及其人员滋生腐败重要原因,致使很多行政执法主体以罚没收入的高低作为执法成就的惟一指标,甚至将财产罚作为行政执法的惟一手段。这种逐利执法行为严重侵蚀了执法的公正性和正当性,严重影响执法形象。缺乏公正和正当性的执法会遭到群众的反感和强烈抵制,于是就不断出现群众抗法与暴力执法的不和谐局面,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三)暴力执法问题频现严重破坏执法形象

近年来,基层暴力执法成为报章争相抢采的绝佳素材,城管执法更是成为暴力执法的“富矿”。而在其他执法领域,暴力执法也时有发生。暴力执法的频繁发生,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践踏,同时,将直接导致公众对执法队伍甚至整个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政府缺失公信力,则必将导致民众对政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道德伦理规则的淡漠或拒不执行。暴力执法将激发被执法者和旁观者的过激情绪,直接引发被执法者的暴力反抗,甚至引起刑事案件。近年来,全国已经出现过多起以暴力抗暴力执法的事件,这不仅是多个家庭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和法治的悲哀。

   (四)滥用执法权严重背离立法宗旨

行政执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目的,即为了实施法律。如果行政执法机关以实施法律之名而行实现其他目的之实,则构成行政执法权的滥用。但在我国,执法行为违反法定目的的情况却普遍存在,特别是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尤为严重。滥用权力的表现多种多样,如部分执法主体为了当地政府及官员的政绩,施行地方保护主义,给予外地企业以不平等、不公平的待遇,以及限制外地企业、组织在本地的发展等。此外,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为徇私而滥用执法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五)执法程序不到位现象较为普遍

    执法程序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所必须遵循的步骤、方式、顺序和时限等。程序正当是行政执法行为公正的重要保障,没有程序的公正,即使结果是公正的,也很难使相对人信服。“正义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但我国历来有“重实体而轻程序”的传统,传统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只重视实体结果的公正,认为法律程序只是一种附属于实体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甚至有的执法者视程序为行政执法的障碍。虽然我国在很多执法领域对执法程序都有专门的规定,但在执法实践中,行政执法主体随意剥夺行政相对人享有的知情权、救济等权利。此外,执法者在执法中不表明执法身份、不说明理由、不给予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机会、不按照法定期限作出执法行为等程序违法的现象还较普遍。  

三、执法能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管理部到位

    执法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是将行政执法依据适用于具体事件的复杂过程,行政执法依据是一般性和抽象的,而具体事件则是纷繁复杂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能够准确地理解法律,并能够根据具体事件准确地选用有关的行政执法依据。现代社会关系纷繁复杂,行政管理事务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这对执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国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容乐观。我国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不少行政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低、素质差。甚至一些执法主体因为执法人员的编制不足,就聘用合同工、临时工执法,而这些人绝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并不具备成为合格执法人员的基本素质;二是很多执法人员并未受过相关专业及法律知识的训练。执法是实施法律的活动,法治理念及相关的法律知识是不可或缺的。缺乏法治理念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必然容易导致暴力执法、权力滥用及程序违法等诸多问题的出现。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是导致暴力执法、权力滥用及程序违法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执法经费保障不足

执法经费不足是造成执法机关“逐利性执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执法经费不足,是我国众多执法机关均面临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执法机关更是如此。[1]《行政处罚法》第53条第2款明确规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该规定旨在杜绝 “逐利性”执法。但在执法经费短缺而执法机关又需要完成执法任务的两难处境面前,很多执法机关被迫采取 “以罚养执法”,即将由执法所获得的收益用作执法经费。执法经费不足的形成原因包括:一是财政拨款不足。我国的财政实行分级管理体制,而执法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由于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不平衡,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无力全额承担执法机关的执法经费,进而要求执法机关自己解决部分执法经费;二是执法机关人员膨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在部分执法领域存在着执法力量不足的情况,由于我国政府对“编制”限制较严,执法机关的人员编制并不能随意增加。因此很多执法机关出于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超出固定的人员编制而自己招收 “协管员”,但这些 “协管员”的工资、装备等只能由执法机关自己解决。这也迫使部分执法机关去通过执法而获得经费。

   (三)执法手段与职责的不匹配

执法主体要落实法律,须有必要的手段和措施,行政职责是行政职权不可分离、不可或缺的伴生物,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是同一个行为过程中的两种机制。因而,权责统一是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在我国现有的立法中,经常存在着权责失衡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规定了职责,但是对于不履行职责的,却缺乏具体承担责任的规定,导致事实上只享有权力而无需承担责任;二是规定了执法机关的职责,但并未赋予其履行职责所必要的其他权力,如使用必要的执法手段的权力,即执法手段与职责的不匹配。执法手段与职责的不匹配,导致了部分执法机关客观上难以执法,在执法过程中如遇相对人不配合的情况,就极易出现暴力执法的局面。  

  (四)行政救济机制运行不畅

     我国以《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访条例》为核心的,其他法律、法规相互配套的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共同构建的行政救济的立体结构。但是应该看到,行政救济制度仍不完善,行政救济的实际效果远不如人意。一是权力机关的救济应该采取什么途径和方式进行,权力机关包括党委系统的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二是《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中都规定了追偿制度,而对于追偿的程序却缺乏具体的法律保障,造成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内部救济与司法救济的衔接问题重重。《行政诉讼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如果复议机关改变原决定的,以复议机关为被告。这一规定几乎将复议制度完全废除。实践当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往往不去关注案件是否有问题而一律采取维持的做法。复议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使得当事人失去了一条应有的救济渠道,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救济途径的压力增大。因此,整合现有的行政救济途径,使其具备全面、效率、公正、协调的特质无疑是解决行政争议,提高执法能力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五)信访机制失控给执法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信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无端、无理、无中生有的闹访、滥访、乱访,以及不循正规和理性途径的群体上访、无序上访、长期缠访、越级逼访的信访行为愈演愈烈,给社会治理、行政管理、治安秩序、公众心态等各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少地方党委、政府信访处置机制不力,过分强调“花钱买平安”,对无理缠访的当事人不敢依法处理,一味迁就妥协,力求少生事端。有的信访部门对信访者的理由、能力以及案件事实缺乏甄别,盲目地简单批转,随意表态,造成当事人紧扣领导的表态而纠缠不休。现行的社会管控思维中,不少地方部门把“控制上访”、“维稳业绩”与“施政水平”简单划“=”号,设定指标并直接与“政绩”挂钩。致使失控无序的信访给正常执法工作带来很大困扰,很多地方出现不敢执法、不能执法,甚至出现依法执法被无理问责的情形。

四、提高执法能力的对策

   (一)围绕想干事、能干事的要求全面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执法主体素质是影响基层执法能力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执法者自身素质建设应从完善执法绩效考核、转变执法理念、严格执法者录入、强化执法者在职培训四个方面入手打造一支锐意进取、业务专精的执法铁军。 

    1完善执法绩效管理。首先,采取考核、奖励、工资保险福利和职务升降等各项制度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使其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也可提升执法岗位在录用环节的吸引力;其次,在职务晋升机制,要打破 “论资排辈”的弊端,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真正实现 “强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从而提升执法岗位的吸引力,并促使现有行政执法人员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要建立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奖励优秀,惩罚积极性较差的工作人员,“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得利”。通过健全考核管理机制的有效推行,不断提高执法工作者的积极性。

    2转变执法观念。执法者要自觉地尊重和服从法律的权威,坚决、彻底地摈弃人治思想,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法律至上的理念。执法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是最为密切的,政府的执法权力来源于法律,是为人民所赋予的,因此执法者的行为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而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执法者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法律至上的理念,这也是执法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础。 

    3严格执法者录入。执法者是政府文明执法的具体实行者。严格执行《公务员法》和其他有关规定,严把“准入关”,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录用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进入执法队伍,保证执法新生血液的质量。 

4加强执法者在职培训是提升现有执能力的重要途径。执法者应具备良好的法律知识功底,才能很好的理解法律和适用法律;应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才能明白依法执法的重要性。对执法者培训,不仅要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还要包括执法的基本理论和一般原则,从而提升执法者法律素养和理论水准。[2]

   (二)加强执法保障打造安心单纯的执法环境 

    1、加强执法经费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对政府执法经费的保障机制,明确经费来源渠道。把执法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使执法人员的工资、奖金收入及福利待遇和执法业务经费、装备经费、培训经费得到保障和监督。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增加对执法经费的投入,建立执法经费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良性增长机制。  

   2、加强执法装备保障,执法设备的充足与否及其先进程度直接关系到文明执法的效果。在装备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监控摄录装置、电脑等基本的执法工具基础上,还要加快计算机网络建设,开发应用现代微电子等高新技术,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展各项执法活动,既有利于执法者收集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证据,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围绕干成事、不出事的要求完善执法机制  

    政府在执法过程中享有的较大自由裁量权,然而不受制约的自由也就容易滋生腐败,应该从健全执法程序和听证程序两个方面入手来完善执法机制,才能取得执法主体既完成执法任务又不出现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良好执法结果。

    1健全执法程序制度,严格的法律程序可以约束行政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既防止权力滥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过程的违法,进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3]程序的合法性、确定性有助于相对人配合政府执法活动,提高执法效率,实现文明执法。

2完善执法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执法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沟通的平台,“当根据一个清晰明了的标准去检验相互对立的各自意见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开诚布公、求同存异至少是可能出现的。”[4]。听证的本质在于给相对人一个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这种机会实质上是利害关系人享有的、与执法权相对应的一种自卫权利。这种自卫权利必须借助于公开的、为法律所承认的程序行使才能发挥实际效果。“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5]听证制度已被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实践证实是有效推进政府文明执法,减少暴力执法、随意执法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虽已建立了听证程序制度,《行政处罚法》第 42 条已有明确规定,《价格法》、《立法法》也规定了听证程序。但我国听证程序还存在缺陷和不足,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去完善。一是适当扩大听证范围。一方面扩大执法裁决听证范围,降低启动听证程序门槛。一方面扩大执法程序听证范围,将执法裁决听证推广到执法过程听证;二是规范听证程序,明确听证召集机构,细化听证代表、听证主持人等选任办法,简化听证环节。

   (四)健全内外监督问责机制打造干成事、出不了事制度环境

一般而言,“法律监督主要指的是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照法律,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公务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与督导。”[6]法律监督对于执法能力建设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必须加强法律监督。 

1、强化行政执法监察,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察作用,及时纠正不文明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深入研究不文明执法行为产生的原因,找出政府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政府采取措施,提升执法能力。一是严格依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监察法》规定,对不文明执法案件进行查处。二是建立便于相对人反映执法热点问题、工作问题的渠道,可以在举报电话、举报邮箱的基础上,借助新型传播媒介开通政府微博、微信听取意见,有利于上级政府掌握下级实际执法情况,及时处理不文明执法案件,给行政相对人以满意答复。         

    2、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同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一是完善权力机关监督的法律、法规,用法律强化立法机关的监督权力。明确规定不文明执法的法律责任,对不称职者或有重大过失行为的执法者应设立引咎辞职、给予行政处分等处罚规定。二是明确国家权力机关的处置权。没有处置权的监督只能是一种形式,实际上等于没有监督。目前,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不文明执法者缺乏有效的处置权。

   3、加强司法监督,司法是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法治国家中对行政执法行为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司法部门具有一种更为专门的权力制约职能,其地位也更为特殊。司法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所以司法监督都是通过诉讼式的个案来实现的。目前,在我国,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说,是“弱势”机关。一个“弱势”机关是不能胜任监督一个权力相对较大的国家行政机关。虽然《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有涉及到法院对违法执法者处罚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性,而且在实践中被真正运用的情况又极其少见。法律应在行政诉讼中明确如何追究违法执法者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应该赋予司法机关切实的监督权力,甚至是直接的责任追究权力。  

   4、加强并规范社会监督,社会舆论具有公开性,因此能够产生其他监督形式所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实践证明随着群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其监督能力也在增强,已成为监督行政执法不可或缺的力量。某些不文明执法事件发生后,通常只作内部处理,不能追究执法者相关责任,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然而一经报纸、电视台、网络等媒体披露后,当事人不仅要面对组织内部的处理,甚至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如同权力需要监督一样,社会监督同需要规范化,现实社会监督中特别是网络监督,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网络谣言四起、诽谤流行,严重影响了社会管理秩序,给正常执法活动带来了很大困扰。媒体监督在对政府执法监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还没有规范化、法制化,而且缺乏有效法律保障。加快媒体监督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具体地规定媒体的采访、报道程序,明确监督权、批评权及侵权责任等,以此扩大媒体监督的范围,加大监督力度,增强媒体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201212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规范网络信息发布,促进网络监督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5、加强执法责任追究,行政执法权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来自于法律的授权。有权必有责,权力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才能防止其被的滥用,切实体现人民的利益。执法责任追究制度是对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故意或者过失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追究其执法责任的制度。 

(五)规范信访和问责机制营造敢干事执法环境  

1、改变执法“软”问题,首先要规范并依法约束闹访、滥访、乱访,以及不循正规和理性途径的群体上访、无序上访、长期缠访、越级逼访的信访行为,不能把上访主体作为“特权主体”,对于上访行为中的违法现象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视而不见其次,地方党委、政府信访处置机制不力,不能过分强调“花钱买平安”,一味迁就妥协。另外,信访部门应对信访者的理由、案件事实加以甄别,不得盲目地简单批转,随意表态。地方部门不能把“控制上访”、“维稳业绩”与“施政水平”简单划“=”号,简单地设定指标并直接与“政绩”挂钩。   

2、规范对执法问责行为,行政监察既是监督问责手段,也是种管理手段,问责行为本身更应该坚持合理、合法、公平、公正原则。规范执法问责行为,一是平等追究责任。即在追究执法过错责任时,不论职务高低,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过错大小决定责任大小,而不能用官职大小,决定责任轻重。二是加大过错追究力度。要做到 “违法必究”,决不能以“只纠错,不责人”,或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处理。同时,要将追究结果向社会公开。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将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化、规范化,使执法者对其行为结果有预期,发挥其对执法工作者的约束与保护的双重作用。

    另外,我国社会人口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只占总人口的 25%,人口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意识较低,当受到侵害时,不敢、不会或者不愿意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采取默默承受或错误、极端的抗法手段进行反抗,而这无疑助长不文明执法行为的增多。因此应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社会人口整体素质。特别是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普法教育,切实增强社会公众依法维护权益、自觉履行义务的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法治环境,对于执法能力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岳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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